鲁楠：绝学

问津学术 2021-0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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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经授权转自闻韶微信公众号

鲁楠在成府路的那家红辣子湘菜馆里存着酒。

从他在清华读研究生时算起，一直到他成为清华的助理教授、副教授，他和不同的人在这家店吃了数不清的饭。店里的酒存了喝，喝了存。

他身材高大、声音洪亮，擅长在酒席和课堂上侃侃而谈，且每次都能赢得一片钦佩。

在成为助理教授的第二年，鲁楠开设的本科生课程《比较法导论》在全校评教中排名第18，进入了学校的前5%。

他无疑能从人群中获得快乐。马克斯·韦伯讲：一个人是否兼有科研与讲课的能力，纯粹靠机遇。鲁楠的运气不错。

只不过，这样性格的人为什么会成为一个学者？

选择

2006年，临近硕士毕业的鲁楠参加了国家公务员考试，他报了某部委机关，考了第一名。面试的结果也让人振奋，机构的负责人单独向他抛来了橄榄枝。

鲁楠带着这个好消息回了老家。

鲁楠1980年出生在吉林省磐石县。这座小城并不古老，在前几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此地都是盛京围场的一部分。光绪时期开禁放荒之后，才慢慢有人搬了过来，修筑起城垣。小城最出名的景观是北边名字颇为写实的磨盘山，于是得名盘石，稍后又改名磐石县。

鲁楠在磐石县城里度过了15岁以前的全部时光，他读了县里的实验小学，接着念了磐石三中。而后，他无可避免的对自己的生活世界生了厌倦。“到省城去！”他想。

1995年，跨区域掐尖招生尚未被严防死守。恰逢百年名校吉林一中慷慨地向外五县的尖子生张开了怀抱，鲁楠报了名。爱子的母亲不愿离别，父亲一夜未睡，最终得出结论，“孩子终究是要离开的，早走晚走都一样。“

接下来接近十年的光景都算不上愉快。高二那年，鲁楠的父亲癌症去世。高考结束后，到南方去！鲁楠迫切地想去南大，去中文系，去当个作家。但在母亲的眼泪中，鲁楠留在了东北，选择了最靠南的大连。

1998年，18岁的鲁楠进入了大连海事大学学习国际经济法，45岁的母亲被迫办理退休，开始在街上卖挂历供儿子上学。

大连很好，大学也很好，除了法学院也要上《造船大意》、除了学校实施半军事化管理、除了高中时喜欢的女孩子在北大念书。北大，北京大学，北京的大学。

到北京去！去她身边！去考研！去出人头地！

——这些并不是被嘉许的选择。

母亲过得辛苦，他是应该找个工作，去扛起独子的责任。

与所有人的愿望相悖时怎么办？

2006年春天，鲁楠回家住了一个礼拜。“要在北京当官了“，儿子带回的消息足以让守寡的母亲吐出十年来的浊气。县里领导的登门拜访更让她喜上眉梢。母亲花了大价钱，买了两件高级羊毛衫，想让儿子在北京的机关里穿得体面。

一周后，鲁楠带着自己的高级羊毛衫回了北京。回去之后，鲁楠和自己的硕士生导师高鸿钧教授长谈了一次。导师说：“如果我是你，我也会选择去当公务员。其他人我也许就不劝了，但是对你来说，做学问是一条有可能走得通的路。”

该到哪里去？

流浪

2002年本科毕业之后的一段时间，鲁楠在北京流浪。

在前一年的研究生入学考试中，他与北大失之交臂。“只差了一分，最后面试都没有进去”。毕业之后，他决定继续考研。

他和几个考研的朋友租住在海淀一所大楼的地下室里，没有窗户，和邻居也没有交情。时不时的，警察会在后半夜包围他们容身之所，把所有人赶到街上，挨个看他们的暂住证。

有天深夜，鲁楠被吵闹声惊醒。在恐惧中，他和室友们趁乱跑进了货梯，躲到了大厦的顶楼。顶楼电梯间旁有个垃圾室，垃圾室有窗户。他们趴在小窗户上观察情况，等着警车走。现在他能看到所有的邻居了，地下室里住着农民工、住着老人、住着会哭的幼童、住着会在傍晚炒菜的两口子。鲁楠说：“从那个时候起我知道了，一个人生活在社会底层是怎样的。”

他知道底层的滋味了，他觉得自己和北大没有缘分了。

是时候放弃了。

在北京流浪期间，鲁楠总是去北大校园里找女朋友。有一次，在等女友下课等时候，他躺在未名湖画舫边的石凳上睡着了。那天天气很好，他睡了足足两三小时。睁眼的时候是下午四五点钟，阳光透过云层照下来，水面波光粼粼，博雅塔的倒影在湖中摇曳。

“好像被什么东西触动了一样“，他说：“你在一个这么好的地方，你还这么年轻，你应该做一点让你觉得很不一样的事情。”

“为什么会一再受挫不能成功，因为你自己心里知道你做的东西没有意义。“

鲁楠第一次考研报的是北京大学国际经济法专业。他学法律，女友学经济，两个人都出身于县城，讨论始终围着挣钱和如何迅速改变自己与家庭的命运。结论是，想赚钱就要有好工作，想有好工作要读好专业——国际经济法当然是最好的选择。

天意总是弄人。鲁楠说：“你越想赚钱，就越不可能成功。”复习越多，他越不喜欢国际经济法。

所有科目里最有趣的是法理学。问题也有趣，答题也有趣。最终考试时，果然，答得最好的是法理学，最差的是国际经济法。迈出考场的时候，鲁楠暗忖，我是不是走错路了？

在未名湖畔睡醒的那个午后，鲁楠坐在湖边想了很久，最终告诉自己，“你说不定可以做一个学问家。”

2002年的时候，鲁楠不知道什么叫做学者。他没受过任何的学术训练，也没能从本科的学习中一窥理论的奥妙。

在决定做学问家的之后，他开始思考，做什么能成为学问家？——还不知道，但读国际经济法肯定不能让他成为想象中的学问家。

他没有时间思考更多了。

母亲无力供养他继续流浪了。

天赋

“一个人适不适合做学问，我觉得某种意义上真的主要是看天赋。“

鲁楠认可的“天赋”是超乎常人的敏锐视角与超乎常人的敏感心灵，有天赋的人能看到一般人看不到的东西，发现一般人无法发现的问题。天赋来自于纯粹的偶然，任何权势与金钱都换不来天赋。

另外一些学者并不同意这一观点。他们认为做学术不需要超越常人天赋，只要坐得住、吃得苦，三五十年，总有成就。

“这是另一种学问。我所讲的，是高度原创性的学问，比如哲学、思想史、艺术，这是绝对需要天赋的。比如制度史、规则的研究、定量分析、社会学调查之类的，需要出苦力，需要勤奋，可以弥补才华的不足。这当然也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贡献。”

高鸿钧教授——鲁楠的硕士生导师——显然是相信鲁楠是有天赋的。虽然这天赋得来并不容易。

2002年后半年，无法可想、无路可走而又坚决不愿意离开北京的鲁楠还是等来了转机。北大法学院郭瑜老师帮助了他，她推荐鲁楠去法律出版社下属的《法律与生活》杂志当记者。

鲁楠当记者期间，非典来了。为了采访写稿，他在许多农民工的窝棚里钻进钻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一份工作让母亲松了口，同意他留在北京。

工作了九个月，鲁楠瞒着家里人报名考研，这次他考的是清华大学法学院的法理学专业，“很幸运就考上了”。

2004年9月，鲁楠进入清华大学法学院。那年法学院一口气招了十个法理学专业的学生，鲁楠是基础最差的那个。同学们大多来自名校，北大的、浙大的、南大的、法大的，他们讲哈特、讲德沃金，鲁楠一句也听不懂，更别说插话。

最让人害怕的是上某教授的课。那位教授要求所有人发言，上课的时候，会笑眯眯地说：“鲁楠兄，讲两句。”鲁楠的答案总不会让他满意。

“这就是我的起点，我相信也是一个县城男人无可避免的起点。“

转折发生在高鸿钧老师的课上，这节课要精读哈贝马斯的《在事实与规范之间》。

一种虚幻的平等发生了，所有人和鲁楠一样，张口结舌、抓耳挠腮，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想既然大家都读不懂，我就从这个起点开始好好努力。“鲁楠拼命读书，争取在每节课上都比别人多讲一点。为了读懂哈贝马斯，他又去阅读了哈贝马斯频繁引用的马克斯·韦伯。既然所有人都不了解韦伯，那鲁楠觉得自己可以多读一点。

2020年《清华法治论衡》韦伯专号中，鲁楠写道：“韦伯是我们破解19世纪至21世纪的西方社会发展奥秘的一把钥匙，是我们深刻理解民主法治思想的一位老师。”

最初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赢得尊重，但鲁楠逐渐觉得自己好像有点入门了。理论初学者最热衷的事情之一就是，把各种理论套用到自己的生活上，鲁楠也不例外，他说，感觉自己像小孩玩积木一样，“很快乐”。

观念的变化传导到了生活方式，鲁楠和自己过去的生活方式决裂了。此时，女友已经硕士毕业，进入投资银行，“不可避免地不能在一起了”。这不是任何人的错，鲁楠说，世界观变化之后，你就无法和过去生活的保持联系了。

总而言之，开始读研究生那一年，鲁楠入门了。

绝学

从吉林回到北京后，鲁楠参加了清华法学院的博士生招生考试，很巧，也拿了第一名。

两封通知书同时送到，是去“做官”，还是去做个“学问家”？

母亲祈求：别再读了。导师说：对你而言，做学问是一条有可能走得通的路。

一个一贫如洗的年轻学者，要完全正视学术生涯的条件，需要超乎寻常的胆量。

鲁楠又去见了自己的未来上司一面。坐在办公室里，鲁楠问这位主任，您实务经验这么丰富，有没有出版过什么专著？拥有博士学位的主任从书架中找出了一本《xx法释义》送给了鲁楠，这是他唯一的著作。

看到这本书，鲁楠做了决定。

但这是一场疯狂的赌博。读博并不愉快，“非常的枯燥”，“半出家一样”。三年级之后，压力骤升，同学朋友们纷纷工作成家，而立之年的鲁楠还在和别人共享宿舍。

鲁楠回过头来，形容那段时间是他学术的预备期。在读博期间，鲁楠发表了五篇论文，翻译了一本德沃金的著作，还参与编辑出版了一套比较法丛书。

受哈贝马斯的影响，鲁楠关注古典社会理论，最关心的问题是现代性，或者说法律现代化的问题。从2004年到2014年，他的研究方向一直围绕着这个主题。

鲁楠研究过新商人法——这是法律现代化的空间延伸，研究过英美法系——这是现代化程度最高的法系，研究过自然法——这是英美法系的思想内核。他们——高老师的学生们——觉得自己在总结经验，并真诚相信有朝一日这些经验是可以落地生根的。

十多年来，他们在各种会议上不断重逢，不断交换最新的研究。

2018年秋季，高鸿钧教授在清华法学院再次开讲卢曼的《社会中的法》，在京的学生们蜂拥而至，外地的学生开着视频全程参与。高鸿钧不止一次表示过，此生最骄傲的事情之一就是培养出这些做研究的博士生。

读博期间，鲁楠有次和朋友们喝茶聊天，讲自己的学术抱负。现在已经是北航法学院副院长的泮伟江说自己只想专心做卢曼研究；已经是华政科研处副处长的陆宇峰说，我想做系统论，但也想做点实际工作；在北师大任教的马剑银情愿一边做学问，一边做公共服务，后来果然在慈善法与NGO领域大展身手；在北航任教的余盛峰则是在当年就显现出了自己对于科技革命的关注。

鲁楠吹了最狠的牛，他说：“我希望有一天我能做这样一个学问，整个世界都没有几个人在做，我是这个领域说一不二的专家，当我开口的时候，没有其他人敢说话。”

“你只能做绝学了”，朋友们说。

深渊

鲁楠发现清华法学院的气氛变了。

2014年，鲁楠刚刚结束人大的博士后工作，入职了清华法学院。法学院里被聘任制改革吵得轰轰作响，他费了大力气，凑够了发表论文、对上了留学经历、发了法学三大刊、拿到了海外专家的长篇推荐信，终于挤进了清华法学院。

人事制度改革之后，老师们不再一起喝茶聊天了。

上课教书也逐渐失去了意义感。教书前几年，鲁楠充满干劲儿和新鲜感，上课竭尽所能，评了几次学校的前5%课程，可这并不会带来任何的好处。更麻烦的是，鲁楠发现自己多年读书建立起的价值观和信念感正在和学生的脱节，不管讲什么，都不会影响学生的选择——他们都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去赚钱。

曾经一起学习讨论的，已经为人师表的故友们，每天都在写一些无关痛痒的东西、一些正确的废话。

“我对自己所工作和生活的这个学术群体产生了产生了怀疑。”还有愤怒。

鲁楠心目中的法学殿堂北大法学院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了，某些老师非常让人失望。在未名湖畔醒来的下午，鲁楠坚信有什么东西是纯粹的，是理想性的，是真正的学问——这些东西正在消失。

所有人都在发论文、评职称，追求名气和财富。鲁楠逐渐觉得没有底气和学生讲学术追求了。

2014年9月，鲁楠和高鸿钧教授去厦门大学参加第二十七届外国法制史研究会年会。高鸿钧晕机，鲁楠就在旁边说话分散他的注意力。

终于到了没话找话的环节，鲁楠说：之前的法律与宗教研究全都是西方的宗教，为什么不能用这个方法来研究东方的宗教呢？中国的法律和宗教是什么关系？印度的法律和宗教有什么关系？

高鸿钧说：“这个问题有点意思，我自己做过一些伊斯兰法研究，中国法律与宗教也有很多学者在做，但是印度没有人做。“ 高鸿钧也想过这个问题，他在香港的时候收集过一些材料，还从港大的图书馆借过佛经来看——自然什么都看不懂，他随即搁置了这个想法。

入职之后，鲁楠被分到了比较法专业，而后开始做印度研究。他为比较法引入了一个全新的比较对象。“比较经常是二元的，但当你能看到的东西变成三时，复杂性就会出现几何级增长。”

2014年的时候，还没什么人在做印度研究，尤其是印度法律研究。六七年时间里，他们建立起了一个30人的印度法研究团队。团队里有从事印度宪法、民法、商法、刑法的专家，如果没有，高鸿钧和鲁楠就自己培养。刚刚毕业的博士陈王龙诗研究印度司法制度和基层司法，博士生陈西西在研究印度财产法，韩成芳在研究印度知识产权和药品专利，李曌在研究印度环境法。

印度是一个庞大的文明体，社会分化程度不高，不能仅就单一部门展开研究，学者必须去从整个文明开始下手。鲁楠花了几年的时间学习印度历史和宗教，一边学习，一边后悔踏入这个深渊。

今年年初，高鸿钧批评鲁楠，在印度法领域付出太多，得不偿失。赌气的鲁楠转而去研究了几个月的部门法，又不争气地回到了印度法，写了六万字的阿育王，而后开始写《博伽梵歌》。

好奇心还是占了上风，他也想要通过这种方式为自己的精神生活找一条出路。印度或许能为自由提供另外一个答案。